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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日里溫情脈脈的“禮尚往來”,往往內裹禮儀“糖衣”的權錢交易,一些人由此癡迷于“節日情結”,一些人由此患上了“送禮焦慮癥”……其中,“禮尚往來”的“主角”,多是掌握著“一錘定音”權力的“一把手”。各級“一把手”也因此成為節日腐敗的高發崗位。

  透過形形色色的節日腐敗案件不難發現,雖然反腐倡廉機制、民主監督機制不斷健全,權力尋租的空間越來越狹小,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依然頻頻“出事”。如何把權力裝進“籠子”、讓權力安全運行,怎樣讓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正確行使權力,仍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黨內民主建設需要進一步破解的課題。

  這是一起荒唐的詐騙案。山東省齊河縣警方在偵破一起案件時發現,氟龍噴涂加工只有小學文化的無業游民時國祺雇人仿冒縣委書記的簽名,竟讓33人順利進入該縣各黨政機關工作。雖然騙術不“高明”,但騙子卻成功地鉆了回“一把手”說話“頂用”的空子。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對“一把手”在用人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方面仍有不小的空隙。

  “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權上的“一言九鼎”,給買官賣官者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間。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協副主席、市委統戰部長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委書記期間,6年里將全縣500余名干部調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賄賂114萬余元,完全操控200多名科級干部的命運,科局級干部幾乎無一人不向他行賄。

  同樣,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原區委書記李玉麟因賣官落馬。在受審時,他坦承,在鄉鎮干部的任用上,區委書記有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如果沒有我的同意,他就不能當上這個官。”

  據湖北武漢市紀委2009年的統計,2002年以來,武漢市因貪污賄賂受處分的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一把手”占44%。

  “為什么總有人逢年過節給‘一把手’送禮,就是看重他們在用人問題上有‘一言九鼎’之權。在某些干部眼里,要想升職進步,必須先把‘一把手’搞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旭濤分析。

  應該說,隨著《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公務員法》等一系列黨紀法規的出臺實施,特別是一些地方推行常委會或全委會票決制后,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把手”的用人權。但在實際操作中,有的“一把手”通過“個別醞釀”或在召開常委會時加以“引導”等種種辦法,繞過了“關口”,仍然可以按自己的意圖選任干部。

  讓“程序空轉”,是近年來發生的買官賣官用人腐敗案件的一個典型特征。有的地方“一把手”不帶頭遵守制度履行干部選任程序,將制度和程序玩弄于股掌,樂于搞“先拍板后走程序”,甚至出現“班子成員參加的會議決定普通問題、少數人參加的會議決定重大問題、個別人參加的會議決定核心問題、一對一的口頭交待決定特別重要問題”等非正常情況。山西省翼城縣原縣委書記武保安在用人上,就很“善于”預先圈定擬提拔干部名單,再授意組織部門“履行程序”。結果,所有的干部選任程序在他這里都失了效,當縣委書記僅僅8個月,他通過批發“官帽”受賄及不明來源的財產就高達500多萬元。

  “‘一把手’能夠輕松繞過程序,說明他的用人自由裁量權還是過大,正因為‘一把手’有這個權,才容易滋生各種買官賣官的‘細菌’,‘節日腐敗’現象就很難杜絕。”劉旭濤表示,這也反映出干部人事制度還不夠完善,改革的空間還很大。

  插手工程項目,暗中牟取私利,是“一把手”涉腐的另一表現。2005年震驚全國的山東省青島市房地產腐敗大案主角之一——青島市原市長助理、嶗山區委原書記王雁在擔任區委書記期間,先后10多次在土地出讓、鄭州鐵氟龍噴涂加工市政配套設施建設、工程款結算等環節為開發商謀利,收受賄賂共490多萬元。

  同樣,2007年被判刑的省南通市港閘區原區長季漢平,任職期間也在工程建設、拆遷、土地征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收受賄賂款物合計135萬元。

  2009年獲刑的安徽省巢湖市原市委書記周光全,更是個典型的“用人一言堂、花錢一支筆、決策一張紙”的“三一”干部。在他任市委書記的57個月間,共受賄多萬元,很多事都是他說了算。

  據統計,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發生國土資源系統各類違紀違法問題113起,其中因在土地、礦產管理工作中貪污、受賄、挪用公款而被查處的經濟犯罪案件23起,涉及國土部門“一把手”8人。

  中央黨校教授張榮臣表示,“一把手”易“出事”,根子就在權力過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在一些地方,人權、財權、物權往往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導致“上級管不到、同級不好管、下級不敢管、群眾管不了”。

  “在位時,我做的決定,99.99%都不會有人反對;我反對的,其他人也不敢贊成。”因受賄被判刑的河南省一位原縣委書記這樣感慨。正因為“一把手”說話太管用了,下屬們都爭先恐后地討好他,光逢年過節向他“進貢”的禮金就達100多萬元,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工作”上給予“關心”。

  按職權劃分,書記管干部和大政方針,縣(區)長管政務,但實際上黨委書記對行政事務“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一位落馬官員表示,為了插手政府事務,黨委書記可繞開制度鉆空子:成立各種各樣的領導小組,組長由書記或副書記擔任,副組長由區長或常務副區長擔任,將書記個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

  2010年,中辦頒布了《干部選任責任追究辦法(試行)》,中組部同時制定了《干部選任有關事項報告辦法(試行)》等3個辦法。這4個文件相互配套銜接,共同構成事前要報告、事后要評議、離任要檢查、違規失責要追究的干部選任監督體系,力圖堵住“買官賣官”的后路。

  事實上,早在2002年,中組部就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個省,試水“科學規范和有效監督縣(市)委書記用人行為”。目前,這一試點已擴至17個省(區)。同時,各地規范“一把手”用人行為的措施不斷出臺:浙江瑞安實行全委會成員民主推薦提名干部制,吉林樺甸提出“隱形權力顯性化、顯性權力規范化”;湖北谷城實行干部選任全程記實制……

  尤其是近年來,各地越來越多地用票決制選任干部,層級也越來越高。鄭州鐵氟龍噴涂加工目前,廣東21個地級以上市和121個縣(市、區)黨委討論干部任免均實行常委會票決制,對重要干部的任免實行全委會票決制;2004年,四川省委全委會首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通過廳級“一把手”;到2009年,浙江實現了省、市、縣三級黨委常委會干部任用票決制全覆蓋……

  “為防止出現程序空轉,還必須在票決制的執行環節進行科學設計。”張榮臣強調,有時候,技術問題能夠直接導致決策民主的效果,“如果票決時,常委們都擠在一起,同意的打‘√’、不同意的打‘×’,那誰還敢在‘一把手’的眼皮底子下表達線年,深圳宣布實施《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以20條具體規定對該市各級黨政“一把手”的權力進行分解,并設定了清晰的“禁區”,對該市各級黨政“一把手”的“權、錢、人”等重點權力設限、監督。作為國內首次明文約束黨政“一把手”權力的法規制度,《規定》建起了監督也是保護黨政“一把手”的制度屏障。

  肇端于睢寧縣、河北成安縣、四川成都武侯區等地的“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則試圖將一級黨委領導的公權力放到一個四壁通透的“魚缸”內。墊片型鄭州鐵2010年,由中紀委、中組部印發的《關于開展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工作的意見》,將已低調進行了一年多時間的縣委權力公開透明試點引到臺前。

  “建立規章制度固然重要,但嚴格把制度從紙上落實到工作中,則更為重要。”劉旭濤認為,很多“一把手”落馬,不是監管制度缺失,而是因為制度執行不到位甚至失效造成的。

  今年正逢集中換屆年,這也成為用人不正之風的易發多發期。不久前,中組部明確提出了“嚴禁、嚴禁買官賣官、嚴禁跑官要官、嚴禁違規用人、嚴禁干擾換屆”以及“17個不準”、“5個一律”等紀律要求,同時強調要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預防在先。

  記者注意到,鄭州鐵氟龍噴涂加工國家預防腐敗局也在日前印發的2011年工作要點中明確指出,今年要推進預防腐敗制度建設和改革創新,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對‘一把手’限權,既是反腐的需要,也是對領導干部的愛護。”張榮臣表示,不能等到“一把手”出了問題時才一把“擼下”了事,而更應在制度的設計和落實層面上多下功夫,讓他們沒有機會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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